接着，广西局势也紧张了，我家又随着学校沿川黔路入川，投奔抗战的首都重庆。

　　家眷搭军车，学生则是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走。从桂林到贵州，再由九弯十八拐的鵰姆坪往四川去，我真正看到了险山峻岭和人用卑微的双足攀越时的艰辛。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抗日时正规军军长，兵团司令，南征北讨半生。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①

　　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中山中学到了四川之后，毕业生会考与升大学比例都在全国前十名（自到汉口后招收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地中学生数百人）。进入职场的以军政、文化界最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部分学生回到隔绝十年的家，已不愿再踏上流亡之路：国共战争期间，决定留在千疮百孔的家乡，驱除满洲国余毒，重建民族信心和教育，但他们终身未忘在中山中学那一段患难申情逾骨肉的感情。

　　一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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