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我立即飞往北平（如今称为北京），由外甥甘达维买到火车票，到辽宁铁岭去看我生身之地。白天班的快车，早上八点钟开，晚上十点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样，看到每一寸土地。可以真真确确地看到那些听了一辈子的地方，车过兴城、葫芦岛市、锦州、沟邦子、新民……，我几乎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身体疲劳，却半刻不愿闭上眼睛。一九二五年冬天，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了这片江山。车过巨流河铁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铁桥很长，什么也看不到。我买来回票，希望回程时可以在早上过桥时清楚看看，谁知回程换了飞机，未能在那长长的铁桥上，看到巨流河东岸，怀想我那年轻的父亲，在雄心壮志的郭将军身旁，策马布阵，一心相信明天会进沈阳城，想不到一夜之后逃亡终身，脱身之时，曾一寸一寸地爬过这座铁桥。

　　这一趟还乡之旅，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竟还有惊异的奇遇。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一间车厢四个人，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着他们，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四个人局促对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台湾的地理、历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

　　车过沈阳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热闹一场，再过一小时，已夜晚十点半，车进铁岭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车外是月台吧，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我提着小箱子下车，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太暗了，别去!”，我说有人接我，他们说“但是看不到人啊!”随后竟然跳下车，用手比划，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在犹豫中，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虽然都已老了，还是认得出来的。俄国人回到车上。车开了，他们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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