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大陆之后，未有一字谈及台北的政局，而以对日交往至一九六七年参加日本首柑吉田茂国葬典礼结束。幸有梁肃戎先生为此书撰写《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不仅追怀革命同志情谊，也详述我父与国民党关系，及初来台湾时立法院之状况。他认为“铁老一生，风骨嶙峋，对国家，对党都有责献，对政治有极高理想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师承最久。”

　　访谈录即将出版之时，我在台大“高级英文”班上，历史研究所的学生李孝悌和陈秋坤已从哈佛和史丹福大学读得博士学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员，他们帮助我审阅全书，提供意见。孝悌陪我去访问正在办《首都早报》的康宁祥先生。康先生于一九七二年当选为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员，与我父结为忘年交，当时他三十多岁，我父七十三岁，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每月两次周末在我们内湖家中，吃我母亲做的家乡菜，对饮畅谈。我去访问时，他与我对谈开始即说:“我一直想把铁老与我个人，和台湾政治前辈的关系，以及他对民主政治的关怀，留下一个纪录。”那一天，孝悌为《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作了极好的记录。

　　我父访谈录既未谈及他来台后为民主、自曲、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将他逝世时，报章杂志几篇不同角度乏悼文作为重要附录，可以客观看到他后半生在台湾经历，不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续，亦是一种人格的完成。民进党创党人之一傅正，为《新新闻》周刊写《东北最后一位铁汉》：政论记者于衡《悼念和中国现代史有关联的齐世英先生》和田雨时《齐世英先生盖棺论》。田先生早年曾在张学长所组“四维学会”担任秘书长，与我父在中央主持东北抗日之“东北协会”竞争。但在西安事变后，田先生进入政府工作，对我父有进一步认识。齐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东北，有山西人传统忍耐而沉潜的性格。此文说:“他继承了从关内移居东北的先民创业精神;而留学德国接受日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刚毅果敢的气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人热情义气，对事冷静沉着，铸有坚强意志，献身革命，奋斗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视野广阔，胸襟放宽，迈进而深入于“中国问题”。先后却一直全走崎岖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却有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文不仅为齐世英作盖棺论，亦富有当年东北人进关的史料。

　　访谈录后尚有一篇《吉田茂与齐世英》节稿，由林水补教授译自平正道《评价吉田茂》（东京，读卖新闻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详述郭松龄反张作霖事件，两人因此相识，彼此感到个性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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