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约束到每户最多十人（十二岁以上）。
这是生产力所决定的，以古代的生产力，还没达到普遍分裂为小家庭的地步。
《礼法》在古代非常重要，就拿《大明律》来说，开篇的大量内容全是礼法。
陈文魁问道：“陛下，《出版法》可有什么指示？”
赵瀚说道：“第一，不可罔顾事实造谣生事；第二，不可违背公序良俗。”
陈文魁瞬间抓瞎了，这说了等于没说，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指示。甚至在执法的时候，也具有无限的可操作性，官府想禁一本书，直接指定其违背公序良俗便是。
“好了，不说这些，”赵瀚说道，“今天的朝会，再来聊聊别的。朕今日读书有所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何解？”
赵瀚的朝会，其实已经变成经筵大会。
除了给官员灌输天文地理知识，灌输开海对国家的益处，还经常讨论儒家经典——争夺儒家经典解释权！
张溥拖着病体，立即回答：“回禀陛下，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引用了程子的话。孔夫子有教无类，并非不使民众知晓道理。而是百姓着实愚昧，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因此在治国之时，只要让百姓知道如何做，没必要让人人知道为何这样做。此无奈之举也。”
“非也，”钱谦益说道，“朱子的注解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意为百姓懂得怎样做即可，不能让百姓知道为何这样做。此为治民之道，人之思想，千差万别，就算是同一个道理，面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让百姓知其所以然，必然乱象平生，不如让他们不知道。”
张溥反驳说：“那朱子为何还要引用程子的话？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释，难道是要让陛下行朝三暮四之术？”
程子的注解是：如果说圣人不让百姓知晓道理，那属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国之术，并非圣人的本心。
钱谦益解释道：“朝四暮三之术，是指本心为何。若出于蒙蔽百姓，则为朝三暮四之术。若出于治国安民，则非朝三暮四之术。”
这只能怪朱熹，注解《论语》的时候，着实说得模棱两可，无论怎么理解都行。
朝堂众臣，各执一词，当场吵得混乱不堪。
陈茂生做了礼部尚书之后，每天也在补习功课，至少四书已经滚瓜烂熟。他拱手道：“陛下，臣认为，此句是断句出了问题。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陈尚书言之有理。”徐颖立即表示支持。
这下吵得更欢了，两派分裂为三派。
庞春来半眯着眼睛，笑道：“陛下说自己读书有所得，想来陛下另有高论。”
众臣安静，等着听皇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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